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李某某案舆论战
2013-09-04 10:32 深圳人事考试网 来源：深圳公务员考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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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二代、未成年、性犯罪，当这些极具冲击力的关键词组合成一幅新闻画面时，想不引起舆论的沸腾都难。李某某轮奸案正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开场的，它席卷了无以数计网民和媒体的注意力，也让处理案件的司法机关处于舆论的聚光灯下。人们对特权的羡慕嫉妒恨，对司法的先天性不信任，乃至平日里积攒的其他种种不满情绪，都再一次找到了发泄的个案缺口。
从一开始，李案就是以某种娱乐化的方式被媒体捕捉、供大众消遣的。在舆论的持续关注和诙谐评判中，包含有对权贵的不满、对教育的不满、对司法的不满，这些情绪都需要借助个案得到宣泄。而宣泄的最佳方式，莫过于把严肃的法律案件转换成娱乐新闻，在调侃与吐槽中完成一次舆情的集中表达。这种严肃案件娱乐化的背后，恰恰折射出民意输出过程中的无奈与焦虑。
如果将李案置于整个社会转型的大环境中，就不难窥探出这样的舆情演变，其实有着更为宽厚的社会背景。一方面，当社会分配不均和矛盾冲突加剧，一种普遍的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在底层弥漫，使得整个社会对特权与权贵表现出极大的愤慨，一旦个案中的当事人被烙印上权贵的印记，便难逃“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另一方面，从2008年开始，中国的互联网明显搅活了舆论这“一池春水”，一些重大案件在网络的发酵下相继成为“公共事件”，如嫖宿幼女案、邓玉娇刺官案、药家鑫杀人案等等，其中多夹杂着人们对特权干预司法的担忧。在上述背景中，李某头戴“星二代”的“闪闪红星”，前科之后再犯恶行，立即超越了公众容忍的底线，引起网民“群起而攻之”了。
虽然李案中的舆情带有娱乐化色彩，案件信息一再引起猜忌与质疑，其实都围绕着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一些因素展开，如犯罪嫌疑人的父母身份会不会干扰到司法?警方的执法会不会因为特权而出现偏私?其他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保密是不是存在更大的权力背景?
伴随着矛盾多发期的到来，司法这一原本消极被动的国家活动变得活跃而引人注目，转型期的司法能否坚守住时代的正义底线，公共舆论对此极为敏感。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往往将对法治的理解与期盼聚焦到司法领域，聚焦到司法机关的追诉活动上，甚至将司法裁判当作衡量法治水准的标准。但现实情况是，由于司法审判经常受到干扰、司法人员素质不高以及司法保障与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司法公正的实现在个案中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司法腐败、权力对司法的干预等一定程度上蚕食了人们对司法的信心。
正因为如此，在西方法治国家较为审慎的舆论监督，在中国得到了极大的正当性认可。从茶余饭后的闲谈到各类会议的研讨，从报刊网络的评论到专业论文的剖析，司法裁判日益处于舆论评判的“风口浪尖”，对其批评、质疑、责问乃至抗议，越来越成为一种流行的现象。
英国大法官丹宁勋爵曾经告诫：“我们绝不允许法院以外的‘报纸审讯’、‘电视审讯’”，“必须记住，是法庭在审理案件，而不是记者。”或许在李案中，这样的告诫同样值得重视。舆论监督的正当性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分寸”，无论是媒体报道还是言论评判，都应当恪守法律的底线，防止过度介入伤害到司法的自主性。
舆论监督本应得到最大的宽容，但对于尚未判决的案件，监督需要保持一定的克制。本案中，虽不能说舆论的关注影响到了司法独立，但倘若营造出“轮奸犯罪的事实成立”的前提性认知，有罪推定的公众思维，势必影响到日后人们对司法结论的评判。万一该案在证据上存在瑕疵而出现无罪、轻罪等判决结果，司法便会陷入“为特权背书”的质疑泥沼。例如，对于律师无罪辩护，网络舆论给予了强烈谴责，这是一种以道德思维评判法律事务的做法。律师可就案件的证据瑕疵提出无罪辩护，无论是作为职业伦理还是辩护技巧，在法律上都无可厚非。或许这与公众心中的个案公正不相吻合，但却是法治实现普遍正义所必须的。由于公民法治理性并不成熟，使得辩护律师与其说是与公诉方展开对抗，不如说是与公共舆论展开对抗，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境下，辩护律师被迫打起了舆情牌，想方设法布下“清者自清”的舆情印象。遗憾的是，如果律师不是恪守法律理性，而玩起舆论战术，打官司反倒成了舆论战，这将引导我们迈入一个怎样的法治社会呢?
每一次影响性个案，都凸显出司法与舆论的鸿沟。这种鸿沟源自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各自不同的发生逻辑，前者呼吁激情与道德感，强调主动性、怀疑性甚至破坏性;后者崇尚人的理智与法律思维，主张被动性、消极性、客观性和建设性。二者要实现共存并相互尊重相互促进，就必须寻找到理性这一交汇点。
法律是理性的产物，司法作为适用法律的一种官方活动，在职业属性上最忌讳“头脑发热”。相反，舆论监督却崇尚“热度”，其中难免夹杂着非理性的因素。在寻找交汇点的过程中，司法机关处在更为关键的地位。以往，无论是药家鑫案还是李昌奎案，都未见到司法引导民意的权威增长，相反是一种民意引导司法的趋势扩张。司法机关严格遵循办案规律，提高司法结论的逻辑分析能力和证据的事实展示功能，尽可能将不理性的网络舆情导入理性化的轨道。在培育网民的公共理性，引导大众从“激情岁月”迈向“法治生活”，司法机关的一纸判决有时重千钧。(傅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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