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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矛盾凸显期倒逼执政理念之变

　　2002年，当我国人均GDP近1000美元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就曾指出，这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关键阶段，与经济快速发展相对应的是社会矛盾有可能加剧。

　　中国正处于黄金发展期，同时也处于矛盾凸显期。宁夏行政学院副教授魏向前称，在中国社会快速转型的新阶段，沉淀性和新生性的社会问题都出现并纠结在一起，这种阶段性的社会特征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管理和国家治理的难度。

　　2003年春天，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促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把社会发展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此后几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一系列特大自然灾害、一些地方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世界用复杂的眼光观察中国会不会落入“拉美陷阱”。正是在这样复杂的世情、国情、社情下，构建和谐社会，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开始进入各级党委政府视野。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完善社会管理”。2011年2月，中共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社会管理及其创新”被列为讨论主题，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开班仪式上强调，要“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

　　2011年8月，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从“治安”到“管理”，一词之换，意味深长。

　　呼应中央在社会管理领域的一系列决策，各地积极顺势而为，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存在的重点问题，纷纷着手对社会管理体制、机制进行改革创新。如辽宁省“倾听民生、为民办事”的“民心网”联网工程;浙江省杭州市党委政府的“问情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绩于民”的决策及考评新机制;江苏南通市“横向到底、纵向到边”的覆盖城乡的六级大调解网络等等。

　　社会管理的核心价值是以人为本。今年3月，江苏省南京市出台《关于建立幸福都市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的意见(试行)》，明确用“幸福指标”考核区县和部门的工作。南京市委社会建设委员会书记许宏表示，这是为了倒逼政府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为百姓办实事上。

　　直面矛盾、理性解决冲突、宜疏不宜堵，正越来越多地成为基层党委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选择。近年来在一系列突发事件的处置中，许多地方的党委政府都能保持克制与理性，开启对话与协商的平台，积极回应民众的合理诉求，推动了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间的良性互动。

　　社会组织成长激活社会自主发展

　　南京市协作者社区发展中心2007年成立，在建邺区民政局注册。“只要与农民工有关的，如工伤维权、讨薪、子女教育，我们都‘管’。”中心社工翟荣芳这样描述她的工作。没有惊天动地，仅靠一点一滴的累加，在不到4年里，3个80后专职社工撑起的民间组织服务流动人口达10多万人次。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说，以社区自治组织、非营利社会组织和广大公民为主体的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是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培育和发展社会自治，不断扩大社会空间，是推动社会管理体制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10年来，我国各类社会组织数量激增。截至2011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5万多个，其中社团25万多个，民办非企业组织20万多个，基金会2500多个。不同的社会组织将不同的社会工作承担、对接起来，是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桥梁。

　　尽管如此，我国社会组织发育还很不够。据民政部门统计，如果按人口比例算，我国每万人拥有的社会组织数量只有法国的1/90，美国的1/40。而每万人拥有的社会组织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化程度和社会组织化程度的重要指标。

　　当前，培育社会组织、激活社会力量,成为各级政府推进社会管理的重要抓手。一些地方放宽社会组织的准入门槛，实行直接登记，并由政府购买服务。浙江省宁波市组建全国首个外来务工人员志愿者总队，全市现有志愿者70万人，外来务工人员注册志愿者近2万名。同时，全市3年投入资金1100万元，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项目400多个，满足社会差异性需求。

　　社会的自我管理和成长离不开社工。今年4月，中央19个部门和群团组织联合发布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该规划针对社工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急需加强的薄弱环节，提出要实施好10项重点工程。

　　广辟渠道推动公众参与社会决策

　　2011年3月，黄健翔、孟非、陆川等多位知名人士通过微博发动“拯救南京梧桐树”活动，将南京因修建地铁移植梧桐树事件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一场“拯救南京梧桐树，筑起绿色长城”的活动随即展开，不少南京市民走上街头，为树木系上了绿丝带，表达自己的不舍和反对。随后，南京市政府正面回应，表示愿意公开征集民意，进一步优化建设方案。

　　今年4月起，吸取移树事件教训的南京市探索在重大市政工程开工前实施“绿评”。这一探索让公众真正参与到城市管理之中，有效解决了城市建设与保护之间的矛盾。

　　近年来，人们通过意见表达参与社会管理已经成为常态。大到政府的财政预算、城市规划、改革方案，小到社区建设、污染治理等，公众均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意愿，而参与的方式则随着公民意识的提升逐渐从“激情”转变为“平和理性”的参与。

　　网络的发展为公众的理性参与提供了更丰富的渠道。2006年劳动合同法(草案)在网上公布后，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曾收到近20万条网民意见。2011年3月公布的车船税法(草案)二审稿对原草案进行了大幅调整，这也与开门立法征集来的大量网民意见密切相关。

　　为推动服务型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有效互动，杭州市近年推出开放式决策：市委全委会、常委会邀请基层党代表列席;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表和媒体列席，并进行网上直播。

　　正如一些专家所言，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而是有能力化解矛盾并实现动态稳定的社会。通过正常的理性渠道不断释放社会压力，就不会形成矛盾的积压与叠加。公众的理性参与只有获得各级党委政府的积极回应与互动，其能动性才会不断提升。

　　当然，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期，我国公民意识和能力的培养依然任重道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认为：“我们现在提倡公民教育，就是要让公民有自己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必要的维权能力，这是社会自治能力形成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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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深圳华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