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广东省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试题(3)

　　民政局安排义工的工作大都是在相对安全的地区发放物资和疏导人流，只有很少义工经由批准和组织，能够深入人群进行物资发放。挑选这些义工的标准，是要看他们身体素质好不好，纪律性是不是高。此次救灾，只接受有组织和正式登记报名的社会义工。曾有中学生和外国人想加入服务，最终被劝退。也曾有市民自筹食物和衣物，试图自行进入火车站地区进行发放，却发现满腔热情却无法展开工作。

　　义工队伍中，不服从民政局统一调配的行为偶有出现。广州市一家供水单位的义工队伍自行到一处旅客滞留区发放瓶装水，他们也许觉得那里的旅客更加需要帮助，不料引起了小范围骚乱，警察立即前来制止，刚刚发出去的瓶装水转眼打到了警察和义工身上，滞留旅客的焦躁情绪一触即发。

　　“使用义工，我们首先考虑义工的安全有没有保证。那么大的人流量，义工怎么能走到解放军和警察前面?一旦发生踩踏怎么办?”民政局的想法没有得到一些充满热情的年轻义工的认同，他们觉得哪里最需要，就应该到那里服务。民政人员讲述的这些情况，被其他义工所证实。

　　1月31日，近20万旅客一天之内再次从广交会展馆等旅客安置点回流广州火车站，武警组成的人墙一度被骚动的人群冲开。当晚，一篇名为《广州火车站志愿者实录：愤怒的志愿者》的帖子出现在天涯社区，并被广泛转贴。“今天作为一名春运工作的志愿者，作为一名满腔热情的大学生，我深深感动的不是爱心、不是热情而是无奈、无奈再无奈!”“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后来涌入的人，会展馆只可以休息、不可以侯车。想上火车一定要去火车站等，但仍然有人拿着当天的报纸来质问我们。没多久又有大批人涌入，说是火车站的工作人员让他们在会馆等。作为志愿者，很无奈。我们既不知道最新的消息，也不知道该怎么通知他们?看着那个等了5天的2岁的孩子，忍不住掉下泪来。”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及捐赠物资堆到天花板却不派发，“甚至是母亲带着小朋友来要一块纸皮，我们志愿者都要对着民政部门的人点头哈腰，才能答应。”最终他们选择了“偷”，“民政部门开了封了的食物，我们就悄悄地放在袋子里，走到人群中，趁他们不注意，塞给老人和小孩。

　　然而，网络上的声音并不是一边倒批评民政局。岭南狮子会的工作人员这样看待网络上对民政局的质疑：“作为一个慈善团体的义工负责人，从1号到现在，我每天晚上10点到凌晨都在旧交易会广场协助民政局派发物品，跟民政局的人也打了无数的交道，其实说实话，他们也很辛苦，他们大部分人已经连续奋战了7-8天，每天睡觉不到5小时。所有民政部的人员全体出动，但人手也远远不够，现在是连各街道的公务员也全部出动，有些公务员完全没有任何民政工作的经验也马上投入工作，有时候也难怪他们有态度方式之类的不足。

　　另一种争议存在于义工组织之间。由于包括广州志愿者、狮子会、基督教青年会、麦田计划等在内的各种民间组织常常在同一区域工作，属于不同团体的义工很容易互相观察。既有动员人数多、但管理松散，缺乏凝聚力的团队，有理性沉稳、具备一定应急专业性的组织。此次应急救助对于很多非政府组织而言，也是第一次面临重大考验。

　　媒体的抗灾报道引起了民众的高度关注，民间物资的捐赠一直非常踊跃。在网络上，出现了这样的声音：“对于送到民政局的物资，他们接受的条件非常苛刻：旧的不要，食物要有发票，往往是送过去一大堆，他们挑拣一些，剩下的还要拿回来，对于多出来的没有发放完的物资，民政局可能会拿到爱心超市去卖掉。”

　　对于为什么要有选择的接受物资，为什么食物要有发票，其实都是应急赈灾过程中必须重视问题。民政局的同志说：“曾有人提出要给我们捐2000份炒面，我们没有接受，我们不知道这炒面吃了究竟安不安全。大量民众提出捐赠衣物，但旧衣物往往也不被接受。旧衣物必须杀菌消毒后才能发放，人流密集，一旦引发传染性疾病无法控制，时间紧张，我们没有人力和物力做这个工作。”

　　这次罕见的大规模动员救助行动中，大部分老百姓、义工和一些一线的政府公务员一样，缺乏应急救助和捐赠的相关知识，而上述这些信息在救灾过程中以及结束后，都没有被及时而清晰的传递出来。信息发布系统的缺失不只存在于物资捐赠过程中，对义工的组织和管理同样如此，甚至第一线的公务员往往也不清楚很多情况的变化。岭南狮子会义工队伍的组织者在出动之前，需要自己通过网络和媒体搜集相关信息，退票点在哪、厕所在哪里等等，然后整理出来告诉义工，以便义工在碰到旅客询问时可以提供准确信息。而义工门已经习惯了见到成群的旅客拎着行李忽然涌来又忽然涌去的慌乱大场面，“都是不正确信息误导了他们。”一名广州青年志愿者这样认为。很明显，这一次的火车站救助行动不仅只是给政府部门提供了一次大规模动员社会义工的机会，对于很多民间组织而言，也是从来没有过的经验。当政府发现原来有这么多民众力量可以动员时，既是机遇更是挑战。早在2005年，广州市民政局便提出，要在年内实现广州市注册义工人数达到创建文明城市所需要的户籍人口8%的目标，即义工人数达到60万人。然而一些长期从事志愿者服务的义工给出的评价是，“政府重量，而不重质。”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广州并不缺乏义工，不缺乏热心的义工，缺的是政府对义工有针对性的管理。“希望不是和政府只有这唯一的一次合作。”这是一名尚未在民政局正式注册的助学慈善组织负责人的期待。而越秀区民政局社区服务中心的一位负责人说，他们正在考虑这次和义工协同作战的经验，可不可以运用到2010年广州亚运会义工动员和管理工作之中。

　　材料六：

　　在这次雪灾中，整体而言，大部分抗灾救灾的职能都由各级各地政府部门承担起来了，官方成为抗灾救灾的绝对主力。事实上，在复杂多元的现代社会，政府的职能不是万能的，政府来承担抗灾救灾的全部责任和风险难免见襟见肘。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NGO(非政府 组织)作为一种社会自治机制，它的特征决定了它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作用。整合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资源和力量，加强两者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是现代应急机制的特点和趋势。

　　1995年日本阪神发生的大地震，由于程序复杂的行政管理体制，政府救灾对策总部在地震后的第三天才得以成立，而在政府的应对程序启动之前，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NGO和志愿者已经到达了现场并开始组织资源、运输物资、展开救助。危机过后，一直沉默的NGO在日本得到了认可。这说明，在紧急情况下，NGO可以弥补政府职能的不足，甚至起到政府部门难以起到的作用。美国前总统、联合国秘书长海啸重建特使克林顿，总结印度洋大海啸救灾工作的八点经验教训，其中一条就是应充分发挥NGO在救灾工作中的作用。在海啸救灾中非政府机构承担了三分之一的援助资金和实际工作，他们已经成为救灾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NGO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据民政部的统计，截止到2004年底，全国共有非政府组织28.37万个。但是，我国自非政府组织诞生之日起，始终面临着政社不分、相关法律的不完善和难以实施的问题，由此带来NGO资源动员能力严重不足、运行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有学者认为，NGO机构比较小，灵活性强，应对突发事件反应迅速。灾害发生后，他们一方面可以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救助，另一方面能够马上组织捐款捐物和动员志愿者，做出及时的反应。而政府不仅要判断真实情况，而且要通过庞大的管理体制层层上报、层层决策，然后才能采取行动，往往会错失救灾的最佳时机。

　　材料七 ：

　　从目前我国社会救助资金的来源看，政府公共财政投入占绝大多数的份额。根据民政部的统计，2006年我国民政事业费支出为782.3亿元，这对于4000多万需要救济的城市贫困人口来说，可谓是杯水车薪。在这次雨雪冰冻灾害中，各界人士纷纷解囊相助，据统计，截止到2月12日，民政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华慈善总会和7个重灾区接收救灾捐款物近12亿元人民币。据中华慈善总会统计,我国每年的捐赠75%来自国外，来自国内的25%中，15%由富人捐赠，10%来自平民百姓捐赠。而美国的慈善捐款10%来自公司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85%来自民众。

　　中国企业的慈善行为最初是由直接捐赠开始的，而捐赠的对象多是各种官办基金会。很多至今颇具影响力的公募基金会，都脱胎于政府部委。比如，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是团中央办的，中国少年儿童发展基金会是全国妇联办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是农业部办的。中国的民间慈善组织发展面临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准入门槛太高。成立民间组织所依据的法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不仅申请手续繁复，而且审核条件苛刻，比如民间组织到民政部门注册时，必须要有一个党政机关作为业务主管部门，而且必须经过主管部门的批准。这使得许多民间慈善组织因为找不到主管部门挂靠，要么成立不了，要么走曲线救国的路线，采用工商注册登记的办法寻求合法注册，而这样的操作，就必须按照企业的标准照章纳税，组织和运作成本负担相当重。同时，人手较少，尤其是缺乏专业人士，也是目前困扰相当一部分由企业设立的基金会的突出问题，慈善活动都需要有一个专业的慈善项目组织管理人才，在中国这个才是最为棘手的问题。

　　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政府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的最有力手段就是制定明确、优惠的免税政策。而我国目前对于免税问题政策比较模糊、优惠的额度偏低、程序繁琐，无形中打击了人们特别是企业捐赠的积极性。比如，根据我国目前的税法所得额的3%以内，企业可以享受免税待遇，一旦捐赠金额超过3%，企业还得为捐款项的超出部分纳税。这就造成企业捐得越多，税交得也越多。对于个人而言，享受免税待遇所要经历的繁琐程序，也让人望而却步。

　　一遇到灾害，大凡机关单位总是按人头、依职务指派捐款或捐物，捐多捐少都有定数，行政色彩浓厚、缺乏自愿性、独立性、自觉性。一般说，你想不捐或者多捐似乎都是说不过去也是容易被当前“另类”。捐赠了款物，心里都愿意知道这些款物用在什么地方，是否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由于目前我国慈善事业的公示和监督体系尚未完全建立，造成部分慈善机构缺少必要的行为自律、监督和审计，没有募捐和执行的专业分工，管理上存在漏洞，善款使用上随意性大，甚至出现侵占、挪用、贪污捐赠物的行为，使得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和效率经常被质疑。

　　最近，一家媒体专门就唐山新时代企业家进行的一番透视，唐山新时代企业家却大发“好事难做，善门难开”的牢骚。李某自称是个“听招呼型”的捐助者。她告诉记者，自己曾经参与过为地震、洪水、海啸等自然灾害受害者、失学儿童、白血病患者捐款捐物等多种慈善活动，但每一次都需要经过街道组织或者媒体发起形式实现。而平时想做点善事，总需要到处打听，不免产生“善门难寻”的感觉。从事珠宝玉器经营的刘先生则属于“扔下就走形”------每次捐款都是扔下就走，从来不留下姓名。接受来访的他千叮咛万嘱咐不可透露自己的名字，并直言并不是想当做好事不留姓名的活雷锋，而是自己经营的生意本大利也大，免得树大招风，引起社会对自己财产来源的关注，招来麻烦。在胡润慈善排行榜上列居第五位的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花5000万资助1000名品学兼优寒门学子完成大学学业，但是他同时不得不再掏200万去找真正的受助人。原因是有关部门以往“盖有公章”送来的贫困生中，有一些并不贫寒，还有竟是领导的子女，慈善腐败以及慈善成本高昂是李书福遭遇的无奈，亦可以看作中国慈善事业困境的缩影之一。